中华古圣贤，其实都是大艺术家。古画表现羲娲，手各执规与矩，可见他(她)是伟大建筑制作大师也。周公多材（俗多误作“才”）多艺，列为上圣。孔仲尼，初为乐师，故其闻《韶》而“三月不知肉味”。又曰“君子和而不同”，此亦乐理之借喻，盖“和”字古篆作“龢”，其左乃乐器，是本义。观乎孔门弟子三千，而唯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号称贤人。是则艺者，自古与学、与道并列齐重，而艺、学、道三者又非如冰炭之不相容、云泥之势难接，似分而实通也。孔门六艺，重在一个通字，学人于此，可不悟乎？于此而能悟，则与中华学术文化之精义思过半矣。
　　我们素来最重者曰通儒、曰通材。通材者，能精于义理、考据、词章，不如此，仅为偏材而难成大器。例如司马光著书，题曰《资治通鉴》；章学诚著书，题以《文史通义》；又如《通典》《通考》《通志》以及《史通通释》《风俗通》《六书通》⋯⋯举之难罄。又如“七略”、“三通”，艺曰精通，文尚清通⋯⋯中华学文之重通，其例不可殚举。是以姚奠中先生身为鸿儒，而通于艺者亦造上乘，不问可知。是集所收，足见彩豹之一斑、丹凤之片羽，非等闲可望其项背。
　　于此，我欲再赘一言：中华的文化学术，总括而言之，贵在于通；分区而察之，则学贵在识，艺贵在通，道贵在悟：三者备，是为中华人所独标之“灵性”，其品位凌驾于智与慧之上，而不可以言词形迹表现(如定义，如界说等等)。然太史公所云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者，盖所究即天人之间感而遂通之理也。两句虽分，所重仍在一个通字。唐人孙过庭论书“俯贯八分，旁通二篆”，贯亦通，所微异者祇在贯通者为纵向，旁通者为横向。所谓触类旁通，涵义至周矣。
　　姚先生于学具识，于道能悟，于艺亦精亦通。凡我当今与将来的莘莘学子，都可以从这一册艺术表现中领会造诣高深的前辈而生敬心，又由敬心而思希风跻古之信念，则薪火递传，光焰永永。
　　今日之人，会将“艺”与“器”混为一谈，实则二者或偶有关联，本义却有区别。老氏云“朴散为器”有离道日远之虑，儒门亦倡言“君子不器”。故知“器”者正与“通”为相背反也。“器”是西方文化的特长专擅，至今中国若干论者动辄叹息中国祇会综合，不会分析云云。他们似乎未见一部《本草纲目》的分析是如何之精辟绝伦，亦不知中国先哲的“通”与“道”是警惕“器”的弊端，遗患无穷。而中华之艺，正非西方之“器”的同义语也。技之与艺，有分有合，然中华之所谓“技”，并非今日习言“科技”之技也；科技者精密準确之必定工序也，中土之技艺与此非一；公孙大娘之舞，能令“天地为之久低昂”，此非精密準确等等之事也。我们赞叹良匠绝艺的“神乎技矣”“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等等文意，正是说明艺乃道之一端，而非器之附庸。见姚先生此集之艺，可以晓悟游艺于道之情怀，异乎逐器以失源，方是具眼。先生之弟子等为是来问序于我，自揆幼而失学，老而荒落，目又濒盲，难以贡愚，亦无嘉言奥义可为讨论之资，爰以短札，聊申浅陋之诚，大雅不弃，尚希进而教之。

丙戌暮春三月三十日灯下草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