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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大师之后

2014-02-26 17:03:48 来源:山西晚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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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先生之品品先生用先生之心信先生

  

  既然是追思会,思索国学精神,传承三晋文脉,那么总得知道姚先生告诉我们什么。

  我跟姚先生,既有师生之谊,也有同乡之好。我到社科院工作后,去看望老人家,我说我是新绛的,他马上说他在新绛上过学,感觉很亲切。当时他已经97岁高龄,我跟姚先生一握手没想到,一说话还没想到,再一看他更没想到。没想到什么?我说,姚老啊,您这是百岁又一春。这是我对他的祝福。

  我到北京后,和中央电视台的人说,要拍姚奠中文献纪录片,他们问我要告诉世人什么。我说,一是姚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二是国学是什么。国学的根本是要培养国家的“人”,要培养国人。姚先生如果说是大师,他首先是“大人”,这是最基本的。第二,我后来才知道他国学班的“教条十则”,我想让姚老写下作为我的座右铭,我最后一次去是这么说的,没想到成为遗憾。从这十则教条前面的五条,可以知道姚先生这个人。

  “正己为本,从义为怀,博学为知,勇决为行,用世为归”。本、怀、知、行、归,他是什么样的人?本为真人,姚先生首先是个真人,真正的人,很坦荡,很真实。姚先生,终其一生,非常真实。真在什么地方,赤子情怀。今人不就是想活得健康而长寿嘛,说白了,人人都想活得好,活得比别人好。姚先生,对于国人对于国家对于民族对于世界,他的价值在什么地方?一个有赤子情怀的人,用文化演绎、解释、阐释生命的真谛。你以为吃了补品就能长寿了,你以为住进豪华宫殿就能长寿了,你以为开上私人飞机就能长寿了?我认为,文化,真正的文化,真善美的文化,让人长寿,让人幸福,让人快乐,让人达观,这就是姚先生。

  “从义为怀”,怀和,怀仁。我们说大儒,大儒是啥?无仁义之心,无仁义之道,无仁义之理,无仁义之术,无仁义之事,无仁义之法,何以为仁?“从义”的根本是有一颗仁慈的心。仁心指什么?是真人和赤子之心,最本真的表现,姚先生就是这样。

  “博学为知”,知其达。达,达人。这就是姚先生。好多人很有知识,很有学问,心地却很狭窄,不达,你是知识的奴隶、奴才、奴仆。我说姚先生,他是在知识之上。我们好多人在知识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还在知识之下。

  “勇决为行”,行指何方?善,这是姚先生,这也是中国文化、中国农村、中国农民、中国人最朴素的一种价值观,积德行善。

  “用世为归”,姚先生归到哪儿了?一个字:美!姚先生是真人、仁人、达人、善人,是一个完善的人,完美的人。

  我们现在开追思会。追思,追什么?国学,学什么?传承,传什么?真、仁、达、善、美。说到这儿,我认为当今实现中国梦,没有核心价值观的支撑怎么可以?姚先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体现,是一种山西精神,是我们创新图强的楷模。所以,我觉得我们用先生之品品先生,用先生之心信先生,我们的文脉、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明,一定会发扬光大。

  中国梦,靠什么去实现?首先是怀抱梦想的人,但是这种梦想不是贪婪、追求享受的梦。在一个全民追梦的时代,我们必须把心放在美丽梦想的核心引领位置上,这样我们才能追梦,圆梦,圆一个伟大的中国梦。

  先生在世时,山西省社科院就成立了姚奠中研究所。凡是致力于研究姚先生,研究国学的人,都是姚奠中研究所当然的研究员,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把这位国宝精神世界当中隐藏的丰富的财富,好好整理一下,让他为我们今人,为我们的子孙后代,为我们民族梦想的实现,发挥他应有的作用。

  (根据本人录音整理)

  山西省社科院院长    李中元

  体现媒体文化担当传承姚老精神遗产

  这些天来,社会各界以各种方式对姚先生深切缅怀,寄托哀思,表达敬仰。今天,我们又在这里举行姚先生的追思会,缅怀姚先生在文化事业上所创建的丰功伟绩。

  举办这个追思会,也许好多单位和团体有比山西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山西晚报有更适合的理由。不过,山西日报报业集团和姚奠中先生,也有割扯不断的缘分。我本人,包括晚报的张占鹰社长和总编辑尹长虹在内,我们集团里,有许多人都是山大中文系毕业的,虽然有些人并没有福分亲耳聆听姚先生的教诲,领略姚先生的风采,但姚先生的好些弟子,却是我们许多人的老师,我们在大学里所学到的学问、知识以及做人的道理,好些根子还在姚先生那里。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山西日报报业集团、山西晚报从姚先生身上可以说是受益匪浅,受惠良多。

  尤其重要的是,我觉得,举办姚先生的追思会,也是媒体文化担当的一种体现。姚先生是国学大师,是书法大家,也是一位学界导师,他非凡的造诣、卓越的成绩、高尚的人格,博大的情怀,都值得大书特书,都应该尽人皆知。但是,我感觉,在姚先生生前,作为媒体对姚先生和姚先生的学术事业,了解得并不多,宣传得并不够。

  在姚先生逝世以后,山西晚报推出了8个版的纪念特刊,以示敬仰和悼念,获得了很多人的肯定和好评,但也有人甚至会问,姚先生是谁,有多大贡献,居然要出特刊来纪念?背靠大家而不见,坐拥大师而不知,这不能说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遗憾。可是我们也不能说那些有疑问的人是无知的。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媒体没能很好地尽到自己的传播责任,没有将有价值的信息,利用这个传播平台,传递给社会大众。简而言之,就是媒体的文化担当不够,责任意识不强。姚先生是一位鸿儒大师,用冯其庸的话来说,是“雄才博学百年身,四海堂堂第一人”。可以说,姚先生是一座文化丰碑,国学坐标,精神富矿,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作为媒体,一个重要的责任和使命,就是要不断传播先生的思想,挖掘先生的内涵,弘扬先生的精神。山西晚报出特刊也好,举办这个追思会也好,就是要更好地体现媒体对山西文化建设的担当,体现媒体对传播和弘扬姚先生精神遗产的责任。

  姚先生毕生致力于国学研究和教学,“于学具识,于道能悟,于艺亦精亦通”,令人仰止,说到底,他研究和传承的,是华夏文明五千年来最纯粹最灿烂的文化。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不发展自己的优秀文化,那么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就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所以,中央提出文化强国,省里也推出了文化强省战略。而作为以传播为己任的媒体,一个重大的责任和使命,就是传播好中国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说,作为宣传工作者,要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所以山西晚报作为山西一家主流媒体,一个重大使命就是要讲清楚中国文化和山西文化,传播好中国文化和山西文化。

  那么,文化强省,首先就是要创造性继承包括三晋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李小鹏省长说,要像挖煤那样挖掘山西的文化资源。姚先生是山西文化一个标志性的符号,是极为完善的文化资源。他一生的事业,是传承国学正脉,存续传统文化。所以,我们要继承、整理姚先生留下的丰富的文化遗产和精神遗产,并持续地发扬光大。作为传播平台的山西晚报,更是要将这些文化和精神遗产传播开来,让每个人都知道姚先生崇高与伟大。

  由山西晚报和姚奠中研究所举办姚先生的追思会,仅仅是个倡导和开始。“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我们愿与大家一起,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事实上,纪念姚先生的最好方式,就是将姚先生的事业和精神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山西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编辑    胡果

  姚奠中先生的最后时光

  

  姚二云:父亲去世以后,很多领导,各界人士,同事、弟子和学生们,通过不同的渠道,用各种形式,对我父亲表示了沉痛的哀悼。尤其令我感动的是,在遗体告别仪式上,他的弟子们,包括有七八十岁的,有四五十岁的,都抢着去扶灵,都去守护,甚至跪倒在父亲的遗体前。1号的时候,习总书记又通过省委,传达了对我的父亲的哀悼和对家人的慰问,后来刘云山、赵乐际、朱镕基又分别表达了对父亲的哀悼。我们觉得,这不仅是对我父亲这样一位百岁老人,一位教授,一生致力于国学的学者的尊重,更是对中国教育文化、传统文化的重视。

  父亲去世,我们很悲痛,同时我们为有这样的父亲而自豪,内心无比幸福。我父亲一身正气,他实实在在践行自己所做的承诺或者说是信仰。他是典型的知行合一和言行一致。他做学问,是为提升自己的人格,是为国家,为人民做一些有益的事情,不是为了炫耀自己。

  12月27日凌晨5点多,姚奠中先生从身上解掉输液的管子,用手指着床对面的椅子,要坐到上面去。那是姚家自1997年搬家后便一直陪伴着老人的椅子,这十几年来,他天天坐在上边读书看报。大家小心翼翼地把父亲扶了过去,没承想,几分钟后,姚先生的脉搏就停止了跳动。“父亲走得特别安详,就像睡着了一样。”“在遗体告别时,姚先生没有化妆的嘴唇还是那么红润。”姚家几位子女至今仍然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他们无法相信,最敬爱的父亲就这么走了。

  偶感风寒

  2013年岁末,太原一冬天没下一场雪,气候特别干燥,感冒生病的人也多了不少。尽管每天只在院里走一走,已有101岁高龄的姚奠中先生还是不小心感冒了。

  姚先生身体素质一向很好,平时偶尔身体不适也是吃点最普通不过的药丸就好了。但这次感冒来得有点缠人,他惯用的羚翘解毒丸吃了好几天,感冒只是稍稍见好。

  12月10日下午4点,与姚先生交往多年的小老乡——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姚奠中研究所常务副所长贾克勤来姚老家中拜访,感冒尚未痊愈的姚先生接待了他。贾克勤此番带来了好消息:家乡稷山县姚奠中艺术馆搬迁后正在装修中。将来艺术馆建成后,不仅会展出姚先生的大批字画诗词,还将成为国学、书法研究教育基地,惠及家乡父老。

  聊到兴处,姚先生随口背诵了一首郭沫若的《调寄满江红·读毛主席诗词》,让贾克勤惊叹不已。近百字的诗词,百岁老人张口就来,不打一点磕儿。第二天一早,贾克勤就和姚先生的次子姚二云一起驱车去了稷山。路上,两人聊到姚先生的身体时,贾克勤还赞叹地说:“照老爷子现在的精气神,再活十年没问题。”谁知才到晚上,姚二云就接到了妹妹姚力芸打来的电话,说父亲喘得厉害,她很着急,已经把姚先生送到了医院。

  12月12日下午4点,姚先生年届八旬的学生陈霞村如常来看望老师,看到老师因为感冒精神状态不是很好,便跟他简单交流了一下自己的吃药心得,说自己平时感冒了吃藿香正气胶囊和莲花清瘟胶囊就很管用。老人含笑点头说会试试。13日上午,陈霞村不放心,又给姚家打去电话询问老师的病情,家人告诉他,已经把老人送到了山西大医院。

  住院检查

  省卫生厅的领导和医院上下对姚先生的病情非常重视,立刻组织了高规格的专家会诊。姚先生已经101岁高龄了,虽然身体一直没有什么大毛病,但各项检查挨个做下来,发现肺部感染,各个器官已经衰退,很多指标都不合格。为慎重起见,院方安排姚先生住进了重症监护室,忻州市委书记董洪运还特意从北京请来了两位专家会诊。在重症室,姚先生非常不快,说我就是个感冒,用得着这样吗?他坚决要回家,但院方和子女都不同意,在子女的坚持下,将姚先生又转回到普通病房。

  姚先生一生严谨治学,生活上也是一丝不苟。“虽然平时都有保姆照顾,但父亲用惯了的生活用品都是亲自收拾,整整齐齐摆在自己熟悉的地方。睡觉时衣服也要整得很舒服。一住院,这些习惯都打破了,老人很难适应,身上多处安着监测仪,几乎每晚都睡不好觉。”姚二云说,医护们的例行查房对父亲来说也成了负担。一方面他不想被打扰,另一方面也很过意不去,总觉得因为自己,害得护士们睡不成觉。住院的每一天,对姚先生来说都是一种煎熬。开始几天,姚先生坚持每天自己下地,要来报纸读报,还跟身边的人念诗、讲故事。但住院半个月了,病情不但不见好,反而每下愈况,姚先生说什么也不住了。一向谦和的他对子女们多次发脾气,他说:“我是庄子之徒,我又不怕死,顺其自然就好了”。“如果不让我回家,我就不吃饭,要吃饭回家吃。”子女们再三商量,又请教医生,决定顺从老人的意思。什么是孝顺,孝不如顺,不如遂了父亲的心愿。

  安详离世

  12月26日,太原的天气格外冷,达到入冬以来的最低温,最高温度只有-2℃。当天下午,姚先生如愿出院了。医院专门派出医生、护士带着医疗设备随车跟到姚家。此时姚先生的头脑还非常清楚,调侃医生们:“你们是推销呼吸机的吗?怎么老让我戴这个东西。我不想参加这个活动,我需要安静,我要回家。”在救护车上,姚先生还从担架上坐起来,告诉身旁的护士们:这就是山西大学了。到家后,姚先生一下子松懈下来,但精神状态已大不如前,没坐一会儿就休息了。

  12月27日凌晨5点多,姚先生从身上解掉输液的管子,用手指着床对面的椅子,要坐到上面去。那是姚家自1997年搬家后便一直陪伴着老人的椅子,这十几年来,他天天坐在上边读书看报。大家小心翼翼地把父亲扶了过去,没承想,几分钟后,姚先生的脉搏就停止了跳动。“父亲走得特别安详,就像睡着了一样。”在遗体告别时,姚先生没有化妆的嘴唇还是那么红润。姚家几位子女至今仍然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他们无法相信,最敬爱的父亲就这么走了。

  得知消息后,多位省领导先后到姚先生家中吊唁。

  近两千人参加了追悼会

  不相信姚老离去的人还有很多。

  11月下旬,《姚奠中》的作者王东满去看望姚先生时,老人还精神矍铄,亲自找了两本自己的书送给他,并兴致盎然给他题写了四尺对开的四个大字“燕处超然”。

  王东满刚把字装裱好,挂在家里没几天,就接到一位报社编辑的电话,说姚老走了。他连呼不可能,还骂乱说这种话的人太缺德。但随后接二连三接了几个内容相同的电话后,王东满在家里就泣不成声了,没想到,一个月前和姚老的那次相见竟成了永别。

  12月初,山西省社科院院长李中元带着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去拜访姚先生,准备拍一部《姚奠中》的文献纪录片。那时姚先生精神饱满,思维敏捷。姚家儿女们已经欣然同意让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和摄像师在学校小住几日,近距离拍摄父亲的真实生活。谁知这件事成了永久的遗憾。

  12月31日,姚奠中追悼会在龙山殡仪馆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俞正声、刘云山、孙家正、韩启德,省委书记袁纯清、省长李小鹏、中国文联党组书记赵实、中国科协党组书记申维辰以及家乡父老等敬献的花圈摆放吊唁厅两侧。海峡两岸著名学者、书法家、姚先生的弟子们书写的数百副挽联遍布吊唁厅四周,姚先生的亲属、生前好友、社会各界人士近2000人自发地从全国各地赶来,参加了姚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

  父亲具有如此大的社会影响力,虽然早知父亲是学林耄宿,桃李满天下,但还是出乎姚家人的意料。“这让我们非常感动,能身为父亲的子女,我们感到非常幸福。”姚二云说。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表示慰问

  次日便是新年,姚家却依然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尽管家中仍然不断有人来访,姚力芸却再无多余的精力接待,她独自一人静静地坐在父亲的书桌前,老人家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似乎从未离开……

  下午3点50分,家里的电话骤然响起。姚力芸强打起精神去接了电话,是山西省委办公厅打来的。电话那端,值班领导向她转达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对姚先生逝世的哀悼,以及对亲属的慰问。挂掉电话,姚力芸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她没有想到,国家最高领导人能够致电吊唁自己的父亲。那一刻,她连日来几乎枯竭的泪水再一次流了下来。

  1月2日上午10点,姚力芸又接到了山西政协老干局打来的电话,这次是转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以及中组部部长赵乐际携中组部其他领导,表示了对姚先生逝世的哀悼和对家人的慰问。

  2012年6月6日-17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了“章太炎、姚奠中师生书艺展”,刘云山曾专程赶去观看。当时在展厅负责接待的贾克勤事后详细跟姚力芸描述了当天的情景:“他看得很仔细,几乎是一幅作品一幅作品地看,整整看了一个多小时,还主动提出和工作人员合影,最后专门叮嘱我们,要好好宣传姚先生,把他的学术艺术发扬光大。”“所以,那天接到转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的慰问电话,我心里既感动又亲切。”姚力芸说。

  1月3日晚上9点,姚家的电话再次响起,还是省委组织部委托省政协老干局,转达了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对姚先生逝世的哀悼和对子女的慰问。

  朱镕基是姚力芸最为敬重的中共领导人之一,已经耄耋之年的他能来电慰问,姚力芸心里感怀良久,不能自已:“我们确实没想到,父亲这样一位退休多年的国学教授的离去,会受到国家和社会如此高的尊重和如此多的爱护。这充分肯定了父亲的人品、人格,以及他多年来的坚守。同时我们也深切地感受到了中央领导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

  如今,父亲去世不到一个月,姚力芸已经开始为“姚奠中基金会”2014年的几个新项目奔忙了。“父亲一生豁达,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国学教育,身为姚家子女,我们唯有拼己所能,倍加努力,去完成父亲的遗愿。”

  本报记者 贾丽

  后辈共追思还原姚奠中

  

  山西省社科院院长李中元:追思,追什么?国学,学什么?传承,传什么?真、仁、达、善、美。说到这儿,我认为当今实现中国梦,没有核心价值观的支撑怎么可以?姚先生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体现,是一种山西精神,是我们创新图强的楷模。

  山西省文联主席张根虎:姚老的辞世,不仅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著名的学者、诗人、书法家,也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为人谦和的长者和老师。他不仅以他渊博的学识和诲人不倦的精神,为山西,为全国培养了大批的人才,而且他高尚的情怀和坦荡的人格感动着接触他的人。

  山西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编辑胡果:我们媒体的责任,就是将大家的研究,将大家的成果,借助媒体这个平台,宣传开来,引起更多的人的兴趣,更多人的讨论,知识界和新闻界联手、互动,让国学不仅仅成为一种热潮,更成为每个人须臾不离的生活内容,让国学精神不仅仅是纸面上的文章,更成为每个人灵魂深处的底色。

  一代鸿儒溘然长逝,留给我们无限追思。我们都在思慕着姚奠中先生的博学,都在景仰着他的为人。然而,我们真的了解他吗?在他传奇的一生当中,是否也有烦恼曾经困扰?是否也有毕生无法放下的心结?是否也有此生未完成的遗愿?

  在姚奠中先生离开我们之后,通过弟子、门人、亲友的讲述,一个又一个的片段浮出水面,逐渐还原出一个更真实、更丰满的他。

  “我这个家呀,是没有门槛的”

  王东满是我省著名作家,曾经创作过多部小说、纪实文学,详述姚奠中先生生平的传记作品《姚奠中》,就是出于他手。

  追思会上,已经七十多岁满头白发的王东满是唯一一位发言时全程站立的来宾。回忆起和姚先生的点滴过往,王东满的声音充满了哀思:“大家或许知道姚老曾经题赠过我一首七言绝句,其实姚老给我写那首七绝时,他还不认识我,他是看了作家出版社出的《王东满诗词书法集》后,即兴题写的。写成之后,他问他的学生、画家杨吉魁:‘王东满是不是山大毕业?’当他听说我不是山大毕业后,落款时题写了‘赠王东满学友’——我都无幸做姚老的学生,哪里敢做‘学友’啊!当时觉得姚老真是平易近人。”

  在王东满受邀撰写《姚奠中》之后,他对于姚先生温和平易的特质有了更深的感受:“采写《姚奠中》一书时,在姚老的小书房,我与姚老相对而坐,同姚老开玩笑说,我过去一直不敢登门拜访,是以为您名望高,与一些高官显贵一样,门难进,脸难看。姚老听了此话,哈哈大笑,连连摇头说,我这个门呀,是没有门槛的。不分你是达官贵人,抑或是平民百姓,来者不拒,只要门铃一响,就叫开门,一视同仁,一样恭敬接待。后来,我还真验证过,只摁门铃,不通名报姓,果然每次不虚。我倒是因此担心,并提醒姚老说,万一有坏人……姚老还是哈哈笑着说,来我家者,无坏人。那种包容、大度、仁人之心溢于言表。”

  包容大度、平易近人,是姚老一贯的作风。然而凡事都有两面性,拜访姚先生的人不算少,而姚先生也不愿将任何人拒之门外,于是难免应接不暇。这种感受,姚奠中先生没有和身边的任何人说起过,也许他担心给大家造成负担,只在信件中,透露过自己的心声。

  也为应接不暇、门槛踏穿烦恼

  在山西大学书画研究所研究员李星元的追忆中,我们第一次知道,姚先生也有烦恼:“我曾经问过姚先生两个问题,第一个问他有没有什么不高兴的事?他说,不让我上讲台是我不高兴的事情,当然那个时代离今天已经很遥远了。第二个就是问姚先生有什么遗憾吗?他说,我最大的遗憾就是在有生之年,没有按我自己的教学理念去办一所学校。

  其实,姚先生的遗憾不仅仅如此。2009年7月2日,姚先生写了一封信,是写给章太炎的嫡孙章念驰先生的。这封信是李星元去发的,并不算是太私人的信件,在姚先生的允许之下,李星元有幸看过这封信。信里面,有一段话是姚先生真正的苦衷,他不愿意和弟子们说,不愿意和家人们说,不愿和拜访他的人说,只是和老师的孙子吐露。李星元看过之后,当时就忍不住落泪了,非常心疼老爷子。信里面有段话是这样写的:“我教书六七十年,局于‘功令’之内,很难有所作为。不愿随时俯仰,却终于无可奈何,又因为‘游艺’虚名,更陷于社会多方面的包围之中。终日应接不暇,大有门槛为穿之感。”这段话后面还跟着一个括号,里面的话出于庄子:“‘终身役役,而不见成功’,我之谓也。”李星元不算是姚先生的弟子,只可以说是他的门人,但有幸看到这封信,让他更了解了姚先生。

  姚奠中先生一则希望潜心治学,二则不愿拒人门外。矛盾之中,充满了犹豫无奈之感。然而这种感觉却让我们觉得姚先生更加真实亲切,他不仅仅是一位学者先贤,他更是一个人,一个置身于社会环境之中,努力让自己在治学和做人之间达到平衡,有时也会吃力和烦恼的人。这样的人,和我们每个人一样。我们反而觉得这样的姚先生,更真实,更亲近,更易于追随。

  没有人可以摆脱营营役役的苦恼,但营营役役之后,大多数人只是雪泥鸿爪,但姚先生却是银钩铁画,力透纸背。

  李星元对于姚奠中先生的理解也是如此,他说:“先生的人,先生的文,先生的字是非常一致的。人是文的根本,文是字的基础,字是人的再现。”姚先生走后,李星元怅然若失,曾经和姚先生共同经历的一个个片段时时浮上心头:“去年四月份,中央电视台来采访老爷子,当时让在座的弟子门人都说一句话,祝愿百岁恩师。我当时说的话是,姚先生是一盏明灯,只要这盏灯亮着,我就永远不会感觉孤单。但是现在,我觉得很孤单。”

  “只要我说的对,领导也会听我的”

  在姚奠中先生的一生当中,也有过受冤屈、当右派的经历。只是这个“右派”,姚先生自己也当得糊里糊涂。在追思会上,王东满提起了先生当年当“右派”的经历:“当时姚先生是山大九三学社的一名记录员,大家发言,他记录。结果‘反右’开始,这份记录中因为有一些对共产党不敬的言论,就找上了姚奠中先生。先生详细解释,说这份材料只是我记录的,不是我发言的。结果到了晚上,材料中记录的一些发言人找到了姚先生,对他说如果他不承认是自己写的,那么这么多人就都要被划为‘右派’。如果姚先生承认是自己写的,那么就替大家当了右派。看到这么多人开口相求,姚先生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替大家成了‘右派’。”

  事关一己荣辱,姚先生并不那么较真,当“右派”就当“右派”,替大家就替大家。好在姚先生平时人缘好,虽然被扣了“右派”的大帽子,但并没被发配到干校或农场去劳教,也是不幸中的大幸。更戏剧性的是,学生们认可姚老,上课时,齐声要求:我们要“右派”给我们上课!让校方颇为尴尬。

  在王东满给姚老写传时,提及这段经历,问要不要把当年非要“整”他的人写进去,姚老摆摆手说:唉,那都是那个年代的政治环境和背景造成的,不用提了。

  但在姚奠中的弟子、九三学社山西省常委牛贵琥的眼中,这么随和宽容的姚先生却极讲原则:“姚先生是章太炎先生的学生,章太炎先生首先是革命家,其次才是学问家。学习继承姚先生的遗志,要关心社会、关心人生,其次才是做学问,这两者是相通的。他一直坚持的是坚定的信念和一身傲骨。姚先生曾经和九三学社的领导谈过几次,提议说要听大家的意见,不要听少数人的意见。一般人可能会说,你和领导争什么?姚先生却说,我坚持的是真理。只要我说的对,领导也是会听我的。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原则问题上绝对不含糊。”

  当然,只要不触及原则,姚先生对事对人,可用通达一词来形容。牛贵琥又谈起了这样一件往事:“现在很多人打着国学的旗号,各种大师称号,做这做那。我曾经和姚先生说起过,都不好意思和别人说我做国学了。姚先生说,庄子说得清楚,连仁义都能被人偷掉,国学难道不能被人偷掉吗?我说那怎么办?他说,你看吧,过上几年,他们就不折腾了,因为没听众了。必须让群众有一个自我提高的过程,等他们提高了之后,就会按照正确的路子去走了。所以说,姚先生有一个很通达的眼光,有一种积极的心态,有一种乐观的态度,来对待政治、对待社会、对待人生。”

  通过这些言语片段,世人不难发现,姚先生这样一位老人,真实得可亲,烦恼得可爱,耿直得可敬。他虽至百岁高龄,却仍怀赤子之心。不愿雕琢粉饰自己,不愿以敷衍之心对人。姚奠中先生的质朴纯粹,已经随他一同远去。

  本报记者 康少琼

  

  写好汉字读懂先生

  

  著名作家、《姚奠中》作者王东满:我与姚老相对而坐,同姚老开玩笑说,我过去一直不敢登门拜访姚老,是以为您名望高,也与一些高官显贵一样,门难进,脸难看。姚老听了此话,哈哈大笑,连连摇头说,我这个门呀,是没有门槛的。不分你是达官贵人,抑或是平民百姓,来者不拒,只要门铃一响,就叫开门,一视同仁,一样恭敬接待。

  山西大学教授阎凤梧:中华民族的精神,一是自强不息,积极用世;一是乐天知命,安时处顺。唯有前者,始可与时俱进,关注现实,服务社会;唯有后者,方能宠辱不惊,淡泊名利,潇洒达观。姚先生把这两种支撑中华民族繁衍兴旺的根本精神汇于一身,形成了积极进取、坚毅乐观的文化品格。

  山西大学教授、九三学社山西省委常委牛贵琥:姚先生坚持原则,原则问题绝对不含糊。姚先生最反对的是“乡愿”。孔子说,乡愿,德之贼也。姚先生曾经很严肃很严肃地批评过我。有次有个领导希望我让出在九三学社在山大的职位。我同意了。姚先生说,绝对不能做这样的事情。九三学社是民主党派,你是大家选上来的,怎么能让?这是私相授受。你看看社章,按社章办事。

  书法是一种艺术,它所追求的是一种美。要创作出一幅美好的高水平的字,要先用心创造出一个美好的高水平的自我。

  古来大书法家无一不是大学问家。在卓然超群的书法艺术与深厚的人文思想修养之间,有一种天然的联系。姚先生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与他高山仰止的文化人格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

  墨香染书香翰墨自流光

  “要做书法家,首先要做学问家。不读书,不懂文字学,不会作诗的人,综合素质不高,只能是肤浅的写字匠。”这句话是姚先生生前说过的。他的学生、省书协的名誉主席赵望进在姚奠中先生的追思会上发言时起首便说,“要老老实实向先生学习,首先要学的就是他认真读书的精神,不断提高文化修养。姚先生之所以能成为一代大家,与他精通传统文化、胸有诗书是分不开的。”

  “你如果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书法家,你就要首先成为一个文化人。你如果想成为一个真正的文化人,除了读书再没有别的办法。”这句话是曾任山西书法协会主席的林鹏先生在他的《蒙斋书话》中说的。书法是汉字的艺术,汉字是文化的载体。汉字为书法艺术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书法艺术又增加了汉字的无穷魅力。“写好汉字,读懂先生。”赵望进在长期与姚先生接触和求教中,感觉到写好汉字,是读懂先生的一种方法。与姚先生半个多世纪的交往中,他觉得自己依然没有完全读懂先生,还有很多的不明白。写字,写好字,就需要多读书,读好书,读圣贤书,才能读懂先生,明白先生是如何成为冯其庸先生所赞的:四海堂堂第一人。

  书家说书法中有气,生气、灵气、血气、气韵生动、气概非凡、气象万千、大气磅礴、气吞山河等等。这种气你看不到,是靠着感觉去体会的。而在书法作品中,这种气是可以看到的,可以被感知的。一个人的气质是会通过他的笔传递出来的,书法作品中的气有清浊之别,这差别就在人的气质中。朱子说,读书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气质的,读什么样的书,自然是应该有标准的,所谓,“非圣书,屏勿视。”

  化古为自我笔下有精神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书法在社会上“狠狠地”热了起来,书法家开始层出不穷。林鹏先生曾说,所谓的著名书法家比中国历史上所有的著名书法家的总和还要多。好比是一眨眼的功夫,所有小市民家的女人们都穿起了从前大家闺秀的衣着,却不见了从前真正大家闺秀们的风度和气韵。当她们花枝招展地从闹市上走过的时候,令人感到的不是文化,而是没文化。“现在动不动能拿毛笔的就是书法家,写几年字就叫书法大家或是书法大师。姚先生曾经几次谈到,如果没有30年的功力,你不要说你的字写好了。这是他多次跟我谈到的。”赵望进先生说。

  姚先生在治学上的严谨态度,同样也体现在他对待书法的态度上。先生在教学之余,以书法创作为乐事。他是书坛的多能者,四体皆精,又以行书为最。

  作为章太炎的弟子,章太炎的思想、学识和书法对他都有很大的影响。姚先生又很看重吴大徽和吴昌硕,吸取他们的特点,在篆书用笔上加入了提顿、起收,藏而不露,使篆书的特点充分得以发挥。姚先生的行书最为突出,他以颜体为基,以魏碑为骨,取帖学之长,融篆、隶为一体,自出机杼,笔力厚重遒劲,意态爽朗灵动,骨力铮铮、情趣盎然。“我高中时写仿毛体,大学一二年级也是写仿毛体,有次在迎泽公园写“江山多娇”被展出,当时大学里教授都说好。但是姚先生却狠狠地批评了我:‘你写仿毛体,你自己的东西是什么呢。要转益多师,要学习古人各个方面的各种字体。’”从此,赵望进遵循老师教诲,再不写毛体。把姚先生“以古为法,化古为我”的学习方法,作为自己的方法,向古圣贤们学习。

  书法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那它就自有传统的学习方法。溯本追源、传有典则,这些做学问的方法同样适用于书法艺术的创作中。姚先生以学习传统文化的精神来指导学生的书法艺术。“要学习传统,不拘泥于古法,不拜倒在古人脚下。”

  赵望进先生说,他从这条道路走过来,也强调,不论是少年、青年、壮年、老年,凡学书的途径都应该这样坚持。

  做字先做人书艺可载道

  书法是一种艺术,艺术便要向人们传递美。你在费尽心思创作出一幅美好的高水平的字的同时,先用心创造出一个美好的高水平的自我。“做字先做人”,这是傅山先生说的。

  省社科院国际交流中心主任张建武先生说了一件小事,2013年4月他曾试探性地向姚先生求过一幅字。不几天,姚先生写了字让女儿给他打电话。去了之后,他原本取了字就想走,不敢多打扰先生休息,先生已是百岁老人。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先生要见他。先生当时从卧室拄着拐杖自己走出来,精神矍铄,脸上挂着温暖的笑容。拉家常时,姚先生得知张建武的家距秋风楼不远。姚先生立刻便谈到了汉武帝的《秋风辞》,又赞汉武帝的另一首《瓠子歌》写得好,有气势。先生张嘴就开始朗诵,几乎是从头到尾把《瓠子歌》背诵下来。姚先生说,汉武帝能领着文武百官跟百姓一起去抗洪,一个封建帝王能做到这点不容易。张建武说,先生对这首赋情有独钟,反映出先生不是一个文弱的书生,反映了先生以天下为怀,以苍生为念的品格。临走时与先生合影,百岁老人一定要站起来,脸上挂着非常温暖的笑容,直暖到人的心底。

  不光是张建武先生有这种感觉,很多只要跟先生接触过一次的人,都能从他身上感觉到那种脉脉流淌着的个人魅力,温暖感人。正是因为先生是一个充满人格魅力的人,先生的书法艺术才流光溢彩,成就斐然。

  怀至善大爱以用世为归

  美学家朱光潜说,世间并没有天生的美,俯拾皆是的美,凡是美都要经过心灵的创造。美感的世界纯粹是意象世界,超乎利害关系而独立。

  姚奠中先生的次子姚二云先生在追思会上说,姚先生生前喜欢写四个字:止于至善。这四个字来自于《大学》开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至善才有大美。“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这是一种纯粹的,天然的美,这种美溢于先生的一言一行中。

  赵望进先生在追思会上说,“以用世为归”是姚先生的一贯思想,这种思想也同样体现在他的书法艺术中。在书法上他一贯主张,书法家,特别是担任一定职务的书法家,“在字体的规范上,在诗词的选择和创作上,都应起到扶植正义的作用,使完美的墨迹成为促进精神文明的载体。”他是这样要求学生的,更躬亲力行,做出榜样。作为一位省级领导,大家,他总是有求必应,通过书法艺术感染人,通过自作诗词激励人。

  篡改成语一度在社会上非常流行,社会上很多人都觉得改写挺有趣,甚至有人认为这是有才的一种表现。忻州有一项传统活动,是挠羊赛。曾经有一家电视台在做挠羊赛的节目时,想请姚先生题字——“一代天跤”。姚先生当时按照要求写了这样一幅字,但是当天下午,先生便让女儿给对方打电话,让把自己写的字拿回来。当时,姚先生说,别人怎么改成语,我管不了,但是我不能改。“天骄”就是“天骄”,不是那个“跤”。随后又补送了一幅字。社科院国际交流中心主任张建武先生在追思会上把自己听到的这个事情讲出来时,他说,当他听到这件事时,特别钦佩先生,感觉到了先生严肃的治学态度和对传统文化的无比尊重。

  书法的本源是汉字,是汉字所代表的中国古代的学术文化,以及它们对现实生活的意义。吴宓说:“爱国者必爱其国之文字。”以姚先生观之,诚哉斯言,大哉斯言。

  本报记者 李雅丽

  大师满天飞何为真大师

  山西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赵望进:高中时写仿毛体,大学一二年级也是写仿毛体,有一次在迎泽公园写“江山多娇”被展出,当时大学里教授都说好。但是姚先生却狠狠地批评了我,说你写仿毛体,你自己的东西是什么呢?要转益多师,学习古人各个方面的各种字体。而且要学习传统,但不拘泥古法,不拜倒在古人脚下。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姚奠中研究所常务副所长贾克勤:姚先生经常和我说,国学,就是做人的学问,人做好了,什么都做好了。我们现在评价姚先生,鸿儒、大师,哪个评价都不过分,但姚先生在我心里,有三种角色:长者、导师、精神领袖。

  山西大学书法研究所研究员李星元:我曾经问过姚先生两个问题,第一个问他有没有什么不高兴的事,他说,不让我上讲台是我不高兴的事情,当然那个时代离今天已经很遥远了。第二个就是问姚先生有什么遗憾吗,他说,我最大的遗憾就是在有生之年,没有按我自己的教学理念去办一所学校。

  姚奠中是章太炎先生的弟子,兰亭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红学家周汝昌先生曾评价其“于学具识,于道能悟,于艺亦精亦通……身为鸿儒,而通于艺者亦造上乘。”学者冯其庸更盛赞“雄才博学百年身,四海堂堂第一人”,古典文学研究专家霍松林亦不吝赞美之辞,“诗风追八代,笔阵扫千军。”

  姚先生,一位集学者、书法家、画家、篆刻家、诗人、教育家于一身的当代大儒,当仁不让的国学大师。

  何谓大师?大师是指在某一领域有突出成就、大家公认并且德高望重的人。

  姚奠中是章太炎先生的弟子,兰亭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周汝昌先生曾评价其“于学具识,于道能悟,于艺亦精亦通……身为鸿儒,而通于艺者亦造上乘。”冯其庸先生更盛赞“雄才博学百年身,四海堂堂第一人”,古典文学研究专家霍松林亦不吝赞美之辞,“诗风追八代,笔阵扫千军。”

  姚先生,一位集学者、书法家、画家、篆刻家、诗人、教育家于一身的当代大儒,当仁不让的国学大师。

  文弱书生苍生为念

  80岁的山西大学教授陈霞村,忆说起师从姚先生的那些岁月,聆听先生教诲的往事,还感觉历历在目。那时的大学里,教授是很少的,山西大学不过才六七位。好多资格老的教授上完课,夹着书就走了,可姚奠中先生不会,总被一大群学生围着问长问短,他也不厌烦,热情而耐心地回答大家的问题。姚先生的课,更是让陈霞村感念不已。“先生讲课,不像有的老师那样,从作家介绍、时代背景到主题思想、艺术特点,多属人云亦云、照本宣科,先生不是这样,不管讲作品还是讲诗文,他都是先从文字入手。由字讲到句,讲清作品的内涵,再联系作者的生活经历、当时的社会现实,引导我们进入诗文意境中去,深入体会作品的意蕴和作家的寄托,让人豁然开朗。”

  受家学熏陶,姚先生十二岁学习《说文解字》,后来师从章太炎先生,章太炎先生有句名言,“文字训诂是一切学问之本。”所以,姚先生深厚的文字功底是有渊源的。由训诂而至经籍,再打通文史哲,是姚先生治学之路。

  对于姚先生的治学理念,山西大学国学院院长刘毓庆也有深刻的感受。

  他说,一般搞文学的人是不读史的,但是姚先生让学生们读,比如刘知几的《史通》、郑樵的《通志》、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江藩的《汉学师承记》……不仅读,而且要通,他说,“姚先生治学就是要由博返约,先通后专,回真向俗。”除了早期的《中国文学史讲稿》之外,姚先生撰写的学术论文,从诸子百家到唐诗宋词,从《诗经》到《史记》,其涉猎之广颇为罕见,而对于具体问题的分析又深入透彻,屡有新意。

  1955年,姚先生被朋友莫须有的历史政治问题所牵连,1957年又被打为右派,遭冷遇20多年。即使如此,姚先生依然不坠青云之志,为教育和文化建设建言献策,在政协论坛、在教学科研的岗位,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可以说,姚先生不光是研究和教授国学知识,更是一生都践行着国学的基本价值观念。山西大学文学院院长郭万金说,我们给先生定位,说的最多的两个词,第一太炎弟子,第二当代鸿儒。太炎先生一生的事业,爱国、讲学,姚先生一生的事业也只此两端,爱国、讲学。

  姚先生一生,以文弱书生之身,惟念天下苍生。不论是1939年春与柏逸荪在大柏圩创办“菿汉国学讲习班”,讲授国学,还是后来已评上正教授、过上优越生活还毅然辞职,拖家带口回到山西大学任教,姚先生始终以延续中华学脉的使命为己任。

  他从不肯承认自己是大师

  然而,姚先生却从不肯承认自己是一位国学大师。

  陈霞村告诉记者,“你可以说他是一位资深的教育家、卓越的书法家、著名的学者,但他不承认自己是国学大师。姚先生是实实在在的人,从来不贪图那些虚名。”

  著名作家王东满在“姚奠中先生追思会”上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当时他为姚老撰写传记,“书结稿之后,要定书名,我拟了几个,一一念给姚老,请姚老选定。当他听到《大家姚奠中》《鸿儒姚奠中》这些书名后,频频摇头否定。当我念到《大师姚奠中》时,姚老竟忍俊不禁,一边连连摆手,一边仰头大笑,连声自嘲说,大师!大师!不敢当!不敢当!别大师,别大师了啊!”最后,姚先生选了一个平平实实的书名:《姚奠中》。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山西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郑伟都在思索,像姚老这样大师级的人物,为什么要谢绝国学大师的称誉呢?“可能不光是谦虚,也不光是淡泊虚名。我想,任何大师,任何大家,说到底,是一个技术的称谓,或者说是掌握知识很多的人。而对于文化来讲,它本身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日用而不知的践行。称国学大师表面上是对先贤的极大推崇,但也许先贤自身却觉得这种称谓实际上却贬低了国学的真价值。”

  郑伟说,姚先生从来不讲什么空洞的高言大论,从来不会居高临下地指使他人,他把功名利益看得很淡,因为他一辈子忧心的就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中华文化的传承。青年时代,姚先生只身赴余杭求学,后来又将章门星火传于山右,教泽河朔半个多世纪,其间备受摧残,但他始终没有变改信念。他一生都在为这个问题寻找答案,也用自己的生命做了最好的诠释。“有时,我不禁会想,这真是天降大任于先生,先生带着他的弟子重振一个学脉,这该是多么崇高的人格!做学问,就是做人。真正的学问,永远是从人格胸襟里流传出来的,学问大小,到最后比拼的都是人格。”

  这个时代的问题出在哪里

  而今,姚先生逝去了,追思会上大家争相发言,回忆与姚先生交往、聆听教诲的往事,山西大学国学院院长刘毓庆一度哽咽。为什么姚先生让人们如此怀念,为什么他的去世激起这样大的反响?

  诚如省社科院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主任张建武所言,我们处在一个“大师满天飞”的时代,各种各样的“伪大师”实在太多了,我们也是处在一个“缺失大师”的时代,因为真正的大师太少了。他说,乔布斯利用一个吃了一口的苹果,赚翻了中国人的钱,但是乔布斯去世后,网上简直像疯了一样地追捧,而香港的邵逸夫先生,为内地捐了那么多希望学校、逸夫大楼,可是邵逸夫先生去世以后,我们的舆论,却出乎寻常地平静。

  这说明什么呢?

  张建武说,“我们这个时代,可能是出了一些问题。我们不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不知道哪些东西是真正值得我们珍惜的。我经常想,我们经常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大师,在媒体上到处作秀,而像姚先生这样的大师,我觉得作为媒体也好,作为研究者也好,我们有责任有义务让更多的人去认识大师,了解大师。我们常说姚先生是国学大师,是书法家,是兰亭奖的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他的成就有很多很多,但我们是不是真正了解姚先生,是不是能真正读懂他?我觉得还差了很多。姚先生的成就、人品、资历没有获得他应该有的一种影响力,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认识到他的价值。”

  张建武认为,山西有非常深刻的文化底蕴,但是山西太缺少像姚奠中先生这样的文化名人、这样的文化精英,他说,姚先生不仅是山西的,也是全国的,更是我们民族的一块瑰宝。因此,追思姚先生,大家要去纪念他,追忆他,读懂他,承继他。

  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文化,它的繁荣和发展,要有两个条件,一个是要有深厚的文化积淀、文化底蕴,另一个,则需要大师的引领。姚先生的一生,“以正己为本,以从义为怀,以博学为知,以勇决为行,以用世为归。”他桃李满天下,弟子中不乏卓然有成就者。

  而今,大师已去,生者该如何继续守住中华正脉,承传国学?大师之后,我们又能做些什么?

  本报记者 王晓娟 见习记者 南丽江

  大师之后文脉承传

  

  山西大学国学院院长刘毓庆:我们现在出现的情况,学术与人格分离,学术与社会分离,学术与人生分离。我们很多人学术做上去了,人格却跌落下来了。著作是等身了,但是人格达到低谷。为什么呢?他们追求的是名誉,追求的是外在的东西,而不是追求自己人格上的一种健全和完善。他们烧的是一团连红薯都煨不熟的虚火,而姚先生是实火。

  山西大学文学院院长郭万金:我们给姚先生定位,首先是太炎弟子。姚先生对太炎的继承,体现在姚先生给太炎纪念馆的对联上 (为国为民九死一生终不悔,兴文兴教千秋绝业赖薪传),也体现在我们给先生的挽联上 (为国为民一生宏愿,育德育人万世流芳)。太炎先生一生的事业,爱国,讲学,姚先生一生的事业也只此两端,爱国,讲学。

  山西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郑伟:其实姚先生用他的一生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就是要做一个传统文化的阐释者和传承者,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最朴素最本真的一个职责,不仅解答传统文化的知识,更要阐释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

  “学者的社会角色是什么,在哪里,应该为社会做什么,特别是高校,应该说是社会的大脑,我们的大脑应该引导社会向健康方向发展,但是我们现在的大脑已经灌水了,灌上地沟油了。我们大学变成了经济体,大学的实验室变成了工厂的实验室,完全偏离了正确的方向。我们的考核体系,先问你有多少经费,有多少钱,然后给你记工分,这样干,完全偏离了,失去了一个大脑基本的思考能力。而姚先生,他所纠正的恰恰是这些东西。”

  大师之后,再无大师。这是近些年来被媒体广泛使用的一句话,时不时地在某位长者儒家辞世后用来抖一抖。话颇悲凉,甚至残酷。

  很多学者是虚火姚先生是实火

  为什么很多人感觉到姚老身后,我们周围很难找到第二个国学大师?山西大学国学院院长刘毓庆是在姚先生身边生活了快四十年的弟子,他在追思会上的发言,从坚守住中华学术正脉、正己用世的治学理念等方面,阐述了姚先生之所以堪称大师的原因。

  “姚先生的学术思想对于纠正我们当下出现的一些学术弊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国学术近百年来,在西方学术的冲击之下,或者说是西方学术引入中国之后,大大推动了中国学术的进程,由中国传统式的递进、杂考、注释、评点式的那种研究变成了纵横驰骋、综合论述分析、条文析理的这种研究,这确实是一种很大的进步。但是这种研究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开始游离事物的本体,脱离了中国原有的学术轨道,这个带来了很多弊端。”刘毓庆在追思会上说。

  “姚先生的学术路径对于当代来说,完全不符合目前的评价体系,在高校里,姚先生打分可能不及格!”刘毓庆的话掷地有声,“为什么他不合于这种体系,但是他的社会声望却是那些著作等身的人无法比较的?什么原因?我感觉姚先生在学术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守住中华学术正脉。学术正脉表现在他的治学理念:修己治人,也就是他自己提的教条里面,以正己为本,以用世为归。一个正己,一个用世,他学习是为了自己,无论是书法、读书、写文章、写诗、写词,写什么东西,他都是为了健全自己的人格,而我们现在出现的情况,学术与人格分离,学术与社会分离,学术与人生分离。我们很多人学术做上去了,人格却跌落下来了;著作是等身了,但是人格达到低谷。为什么呢?他们追求的是名誉,追求的是外在的东西,而不是追求自己人格上的一种健全和完善。”

  “我们身边可能有人在外面名气非常大,除了山西省,全国甚至世界上都知道,但是自己身边人对他评价很低,这种人绝对是虚的,这是一团虚火烧起来的。看着这团火很旺,但是周围的人并不认可,说明他是假的。如果周围的人非常认可他,他在外面即使名气不大,这也是实火。我们很多学者是虚火,姚先生是实火。”刘毓庆说。

  关于实火虚火的比喻,很是形象,也很贴切。

  姚先生走的是国学正路

  以前常有人读不懂姚先生,一定要纠结于姚老到底专于哪一方面,非得旁人说出个明确的子丑寅卯甲乙丙丁来,似乎在他们心里国学这项宏大的概念,非要栖身于某一项具体学科上来,不然就说不清是什么大师。

  对这样的现象,刘毓庆在追思会上明确表达了他的观点:“不妨回忆一下同行的研究,很多人是用西方学术概念来规范中国学术,我们大学里也是用西方的学科概念来规范我们的学科,比如说国学,就不合于西方的学科概念。如果一级学科是国学,那么二级学科呢?文学、历史、哲学,那不又是文学系、历史系了吗?因为这种观念,后来的学生就不知道国学是一体的,是文史哲不分的,这个不分和合是两个概念。我们现在的学科是划地为界,划得很严,划得很细。很多人成就很高,但是一出他那个圈儿,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我们现在大学里,都是急着去造就人才,要快出人才,要出专业人才。孔子说‘君子不器’,而我们现在大学造的就是‘器’;君子不器,君子不是工具,而我们大学里现在造的就是工具。”

  刘毓庆认为现在的人更多的是在制造文字垃圾,过上一百年,很多都被淘汰掉了。姚先生本来走的这条路,是中国学术的一条正路,这条正脉该如何把握,如何走,如何把最重要的东西抓住,把枝叶的东西丢弃掉:“守正比创新更重要,正肯定是好的,新的却未必是好的,这是姚先生坚守的一个东西。学者要去探讨高深学术,但是到了一定阶段,得返回来向更大众的人说话。”

  高校应该是社会的大脑

  和大师相比,当代学者的差距在哪里?

  不是年龄岁月上的距离,而是责任感和使命感。刘毓庆认为不少当代学者基本失去了自己对社会角色的担当:“学者的社会角色是什么,在哪里,应该为社会做什么?特别是高校,可以说是社会的大脑,我们的大脑应该引导社会向健康方向发展,但是我们现在的大脑已经灌水了,灌上地沟油了。我们大学变成了经济体,大学的实验室变成了工厂的实验室,完全偏离了正确的方向。我们的考核体系,先问你有多少经费,有多少钱,然后给你记工分,这样干,完全偏离,失去了一个大脑基本的思考能力。而姚先生,他所纠正的恰恰是这些东西。”

  曾经有位杭州师范学院的副校长,他提过一个问题:为什么章太炎先生一个人培养的人才比当时的清华、北大都多?在这样的诘问下,让人重新回到思考“教育的本质是什么”上来,难道我们不应该反思我们的教育体系吗?

  大师可贵在于苦心孤诣寂寞承传

  山西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郑伟是位青年学者,在他心中,对于青年学人来说,姚老先生就是一个精神,一个象征。有了这样崇高的精神导师,年轻人就有了归属感,可以静下心来做些具有共同主题的事情。

  在当下,部分学者有着娱乐化的趋势,似乎更乐意大步向着作秀场娱乐圈挺进,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各类电视节目,甚至以低俗博卖点的综艺节目上。当学者开始公开作秀,嬉哈肆意取代了严谨治学,有人迎合上前急忙追星,也有人从中感到化解不开的一片悲哀:难道娱乐至死真的无处不在到如此地步,什么都可以装进娱乐的大筐吗?

  正是明星学者遍地开花,才更彰显以姚老为代表的国学大师们弥足珍贵。郑伟在追思会上直言,近代以来,面对西学的冲击,传统文化难以敌手,正是像章门弟子这样的人,苦心孤诣、前仆后继,传统文化的学脉才得以保存和传沿下来。而现今,民族虚无主义、实用功利主义,以及部分知识分子身上所存在的犬儒主义成为价值趋向,这样一些消极的东西,都对中华文化构成了极为严重的挑战。当世界把眼光投向东方的价值理性,寻求西方物质无解之道的时候,却非常失望地发现,我们把老祖先留下的很多宝贵的遗产抛之脑后了,“知识分子到底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社会批判或者建构新理想,在一个日益世俗化、大众化的时代,我以为批判和建构多少有点太过宏大和飘渺。我们到底能够在现实条件下,做出一点什么事情?”

  郑伟说,其实姚老用他的一生已经给出答案,我们就是要做一个传统文化的阐释者和传承者,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最朴素最本真的一个职责,不仅解答传统文化的知识,更要阐释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安安静静地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做一点事情。“这句话说大就大,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一点事情。姚先生说文化不是传承的,是承传的,只有承住了才能往下传。这句话对我的启发和影响极大。什么东西能够传承下去,能够倒换一下手传下去,那一定是一些耳目闻见的知识,这些东西死记硬背的,是死的。真正有生命的东西,只能从人的生命体验中焕发它的活力。一个‘承’字,道尽了学问的精髓。做学问,就是做人。”

  大师之尊,不在于地位尊崇或者耀眼光环,而在于恪守一生却又淡泊如水的人生信仰。寂寞之中的承传,比起喧嚣浮华,远胜出无数重境界。

  本报记者 刘巍 见习记者 南丽江

  

  山西国学教育现状调查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主任张建武:我们今天搞这个追思会,一方面是寄托我们对姚先生的怀念之情,敬仰之情,另一方面,我们也想通过这样一个座谈,使大家能够进一步深入地去了解,去认识姚先生,走进姚先生的精神世界,通过我们这样一个活动,能够让全社会看到,我们山西是有这样的大师的,我们山西也能够认识到这样的大师。

  山西晚报社社长张占鹰:姚先生 “于学具识,于道能悟,于艺亦精亦通”,是我国文化界渊博精深、罕见其匹的一位鸿儒、通儒。先生已逝,哀悼之后,我们更应该弘扬先生身体力行的真儒精神,继续先生未竟的事业,承传国学精髓,延续三晋文脉,以告慰姚奠中先生在天之灵。

  山西晚报社总编辑尹长虹:姚先生是文化丰碑,国学坐标,精神富矿,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作为媒体,一个重要的责任和使命,就是要不断传播先生的思想,挖掘先生的内涵,弘扬先生的精神。我们山西晚报出特刊也好,举办这个追思会也好,就是要更好地体现对山西文化的担当,体现对传播和弘扬姚先生精神遗产的责任。

  姚先生说过,文化不是传承的,而是承传的,你承了才可能传。姚奠中先生师从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承其一脉,为人,为学。

  此后先生号召“以正己为本,以从义为怀,以博学为知,以勇决为行,以用世为归。不苛于人,不阿于党,不囿于陋,不馁于势,不淫于华。”

  先生说国学就是一个字--做。先生为弟子时,为人师时,乃至已到百岁高龄,无一日不以君子之仪自律。无一日心中不念弘扬国学之大任。身后,先生又将毕生积蓄用于弘扬国学。

  先生之愿必感召更多有识之士投身于传承中华文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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